地摊经济与文艺复兴-闻道中国

公元1289年，意大利佛罗伦萨共和国废除了农奴制，农奴获得了自由的同时也离开了土地。他们来到城里的毛纺织手工作坊出卖自己廉价的劳动力谋求生存。

到14世纪30年代，佛罗伦萨从事毛纺织业的有3万人，平均每人每年创造了23.3克黄金的剩余价值。佛罗伦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诞生，每个人都以私人交易者的身份出现，买主卖主都是独立的自由人。交易的原则是自由买卖、平等交换。交换的目的是获取利润。

他们感受到了自由平等的可贵，他们对教会的禁锢越来越反感。他们从古希腊罗马文化中找到了人性的美，他们通过阐释古典文化表达对人文主义的向往，他们宣扬追求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。

他们开始了文艺复兴。

耶稣降临地狱解救灵魂，人间还需要人们自己救赎

前些年评文明城市的时候，沿街的店铺统一更换了招牌，城市管理者们严打整治了大批无证摊贩和违规占道的各路牛鬼蛇神，把一座座城市打理得冰清玉洁、贝联珠贯、井然有序。

凭心而论，我们能够见证中国这些年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果、得以感受这样日新月异的变化和拥享高品质的生活环境，城市治理功不可没。我们也把这样的城市景象奉为圭臬，在市政建设的蓝图中，在连篇累牍的报道中，在地方官员政绩的报告中，我们的城市应该就是这样的鸿图华构。

当管理者们手捧圣经，用理想王国的蓝图来创建文明，把一切民众行为事无巨细的置于管理规范之下时，城市渐渐成为少数人手中的积木，在搭建天堂的时候也远离了人间。

黑暗的中世纪，只有教堂绽放着金色的光

商业，是城市的起源。

人与人交易的需求催生了商业的兴起，更多人需要一个相互交易的平台便诞生了集市，进而向外拓展成为城市。城市的早期雏形就是一个个的流动摊贩凑成的，你刚好要买，我正好有卖，于是谈个价钱成交。

随着文明的演进，城市的职能扩展到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等各个领域。从大唐长安到威尼斯，从君士坦丁堡到佛罗伦萨。城市成为了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，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更成为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主要标志。

我们之所以能记住一座座伟大的城市，是因为有一群伟大的人在那里创造了伟大的文明。先有了人，有了人与人交往形成的文明，再演进为城市。而不是先造好了城市创建了文明再往里面装人。

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坐标

公元1215年，教皇英诺森三世召开天主教大会，设立宗教裁判所，颁布《宗教法庭指南》《论彻底根除异端》《驳异教徒大全》以及臭名昭著的《巫女之锤》，教会统治堕入最血腥的时代。人性屈从于神性，人们沦为教会的奴仆。

在漫长黑暗的中世纪，只有教堂是金色的，在中世纪的欧洲，每个城市最高的建筑必是教堂——在钢筋水泥发明以前，人们用石块挑战建筑高度的极限——为了体现神的高贵与人的渺小。

为了让神在高高的天国俯视人间匍匐的文明。

神的伟大源自在于人的信仰

公元1347，欧洲爆发了黑死病，至1353年的六年时间里2500万人丧生，占当时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。佛罗伦萨80%的人因此而死去。

瘟疫流行时，教会的神职人员传达圣谕说是来自上帝的惩罚。可随着疫情的扩散和蔓延，教士们也得了病，也狰狞的死去。人们对教会的信仰开始动摇，思想的桎梏也终于打开——神不是万能的，只有人才能拯救人。

薄伽丘写出《十日谈》，其人文主义被视作文艺复兴的宣言。米兰多拉著写《论人的尊严》，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。从神性对人性的回归即人文主义成为文艺复兴的追求，提出了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。

后文艺复兴时代作品的主角从神变成了人

在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疫情之后，我们需要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待城市的文明。从人的角度而不是从图纸和数字上。一座城市除了有高堂广厦、窗明几净，还有芸芸众生、蝇营狗苟。总理说中国还有6亿人月收入也就1000元。也就是说我们的城市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在为了生存而苟且，为了活着而活着。

《三体》里面有一句话：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。

地摊游走于现代城市的边缘，曾经被作为狠抓严打的城市顽疾被治理。但却是这部分低收入人群特有的生存方式。

每个人都有让自己免于贫困的基本自由

2020年5月27日，中央文明办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，明确要求不再将占道经营、马路市场、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。28日，总理为成都地摊点赞。各地解绑政策鼓励出摊，地摊经济热搜窜红……

盛赞一片的背后，是又一次人文主义的共鸣。恢复地摊不是恩赐，也不是疫情的压力，而是人性的回归。包容地摊商贩、包容沿街乞讨、包容一切为生存的努力，是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标志，是一个社会思想解放的象征。

地摊经济与文艺复兴